而事实上，在当代网络表达自由的实现机制，正是建立在上述国家义务两分法的基础之上。
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适度结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民主执政的具体表现。如果说依法执政就是将执政活动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并纳入法治框架和轨道，那么，这个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条轨道就是由宪法铺设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的法治轨道。
推进依法执政，提升依法执政水平，必须确立和实施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的政治战略。可以这样说，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首要命题。另一方面，确立和实施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战略，必须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并与国家法治建设形成良性联动，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党内依法治理、依规办事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同步脉动。也就是说，执政党必须改善领导方式，将党政关系奠定在党规国法基础上，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倾向于依规办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习惯于依法执政。突破这些重点和难点的基本思路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断深化法治国家建设，在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更加关注依法执政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加注重法治社会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创造更好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环境。
两次共清理1178件，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1.通过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来推进依法执政。[24]前引8，李可书，第385页。
第二，虽然保有量不断下降，但习惯法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37]参见翁岳生：《论特别权力关系之新趋势》，载翁岳生：《行政方法与现代法治国家》，台湾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0年6月版，第132-135页。当然，对于软法与习惯法的实现机制为何、有何本质的不同等进一步的追问，后文将有较为详细的论证。首先，在渊源和内涵上，软法与习惯法具有极大的内在一致性。
参见前引7，梁剑兵文，第7-8页。除了作为本文核心研究对象的习惯法与软法之外，还有学界通常与二者作分别对应的硬法和民间法。
笔者于2010年在北京市延庆县古城镇旧城村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就在当地各农户挂在自家墙上的村规民约中发现第1条即载明了实行一夫一妻。[49]社会学理论认为，群体形成初期，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很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性会逐渐消失，而一致性则显现出来。②习惯法是特定法文化的自生产物，是实然的行为规则，不以国家承认与否为转移。（二）习惯法如何向软法转化？ 如何转化实际上既包括转化形式的问题，也包括实现转化的主体和领域问题。
还如，西双版纳傣族长期以来流传的送学龄男童出家接受佛寺教育的宗教习惯法也构成了同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的直接冲突。[13]有学者将习惯法视为国家法的对应概念，值得商榷。[50]参见邱开金：《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张力——云南西双版纳农村傣族男童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载《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7-100页。但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准确。
参见王振东：《现代西方法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6页。当然，这并不同时意味着这些习惯法规范能够据此来排斥软法乃至硬法的调整和改造作用。
因此，倘能够汲取习惯法中的合理因素，就能够减少国家法在特定地区贯彻落实的阻力，从而促进既定立法目标的良好实现。前引11，高其才书，第3-4页。
软法便提供了这样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一理论逐渐发展为国家行政立法（硬法）对于公务员与国家及地方团体之间的关系、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公立医院与患者之间的住院关系、监狱与受刑人之间的在监关系、公共团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领域的谦抑或直接排除。相应地，习惯法的实现进路亦有二。[12]由于不同的研究旨趣，笔者在此不欲为习惯法另作定义，而仍试图通过下述片段来描述其核心内涵：①习惯法不同于习惯，因为习惯法最终仍须依靠某种强制力（非国家强制力）来实现，而习惯则主要是依靠人们内心的主观意识或思维惯性的推动产生影响行为的效果，无责任承担等外在强制的色彩。[51]这也是造成当前我国的法律从实施到实现的飞跃之路倍加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3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266页。
【注释】 本文的一个删节版本发表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如对于违反伊斯兰宗教习惯法的餐饮企业给予处罚等等。
就软法来说，许多组织内部的软法规范虽然宏观上得到了国家各种形式的认可，但是其部分规定却与硬法存在冲突关系。尤其是西双版纳州颁布的《民族教育条例》第35条明确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得妨碍义务教育的实施。
第一，立法的尊重与承认。第二，追求更稳定的存在环境。
[3]参见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26页。[25]前引8，李可书，第369页。最后，在实施机制上，软法主要依赖外在强制作用的后推力，而习惯法则兼具内在自觉的前行力和外在强制的后推力。综上，软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单纯的外力作用，而习惯法的实施则体现为内在自觉和外在强制的合力作用模式。
在理论上，国家法拥有极强的国家主权色彩并依靠国家暴力机器保障实施，在各级各类社会规范中应当具有最佳的实现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49]如，随着国民教育诸多优势的显现和义务教育法的贯彻落实，西双版纳傣族群众对于佛寺教育习惯法的认同度正在不断降低。
第一，我国民间秩序的稳定性和民间权威的延续性，这种客观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劣势在于民间可接受性不足，一旦与特定地区或群体的主流意识相悖则可能导致实施受阻乃至无法实现，等等。
如前文提及的各民族丧葬习惯法、村寨头人选举习惯法等。这种界分标准的不同面向使得软法与硬法之间不再泾渭分明，甚至还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合领域，即所谓硬法中的软法[16]和软法中的硬法。
如在司法审判中，虽然不存在判例法，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已经成为法院系统的通行习惯。三是认为两者彼此交叉，不易也不宜妄作区分。二是认为两者有包容关系，但为了凸显被包容方同时具有的相对独立价值而将二者并列。苏力的本土是相对于外来制度移植的情况而言的（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15页），具有国际的视角。
[30]前引2，罗豪才书，第1页。[2]二是内涵列举的方式，如姜明安教授对软法表现形式所作的6种归纳和梁剑兵教授所作的12种归纳。
研究表明，软法概念以前主要适用于国际法领域，在其他领域较少出现。较之软法，习惯法的研究更早被学界所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其内涵的研究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
[47]前引35，高其才书，第43、47页。另一方面，对于同软法本身即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习惯法规范，软法大多采取对既有规范的优化而非新增条款的方式加以吸收。
